编者按：2023年6月24日，由金华市佛教协会主办，金华积道山天圣禅寺、浙中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之江问道，文润浙中——浙中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揭牌仪式暨金华佛教与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川秀丽，人文荟萃的金华召开。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峰、湖州市民族宗教委员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孙绪会发表了题为《“金华圣者”与浙中佛教民俗化问题》的学术论文，崔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崔峰教授从“金华圣者”与佛教中国化、世俗化、“金华圣者”是地方民间佛教文化的缩影、“金华圣者”的影响与传播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金华圣者”与浙中佛教民俗化问题。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崔峰和孙绪会论文第二章节《金华圣者”是地方民间佛教文化的缩影》，观点如下：

崔峰教授做学术演讲

研讨会现场

(资料图片)

志蒙大师是北宋初期婺州、衢州一带的高僧，禅门语录称之为“金华圣者”，后经民间推举，朝廷敕封号为“慧通大师”，民间又称“猪头和尚”。这一现象的产生反映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与佛教中国化相关，更与金华地方特色人文和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不仅在古代，现在的金华市各地仍然保存着许多佛教民俗化的众多资源遗产，对它们的挖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对于凝练地方特色文化、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甚至促进经贸文化交流，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华圣者”是地方民间佛教文化的缩影

从晚唐五代和北宋出现的禅门“散圣”的区域来看，他们出生或游化之地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其他地方比较稀少。这与该区域民间佛教的兴盛有直接关系。

唐宋时代江浙地区民间佛教的兴盛

《宋高僧传》中记录的寒山、拾得、丰干、僧伽、万回、明瓒、普化与契此等人，《景德传灯录》卷27中记载的丰干、寒山、拾得、布袋和尚等人，还有后来两宋文献中记录的船子和尚、蚬子和尚（虾子和尚）、猪头和尚（金华圣者、定光如来）等人，皆为中晚唐至两宋时期僧人。诸僧传、灯史将他们称之为“禅门散圣”。陆龟蒙《江湖散人传》曰：“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注释1）所谓散圣，黄庭坚解释为“散僧入圣”者。他们与禅门祖师的慈悲庄严、肃穆敬仰相比，显得玩世不恭、戒律荡然。然而他们却不失智慧超凡，形骸脱俗，甚至明心见性。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宋高僧传》，也就是晚唐五代至宋初，南宋之后的佛禅文献中，很少再出现新的禅门“散圣”。可见，两宋是制造“散圣”这一群体的主要年代，反映了当时禅门的独特发展动向。（注释2）

江南佛教自东汉孙吴时期开始，经南朝和隋唐，随着经济的繁荣，佛教随之兴盛起来。普陀山观音信仰和九华山的地藏菩萨信仰，正是江南民间佛教兴盛推动的结果。佛教对江南民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多佛教的节日首发于江南。梁武帝首倡素食之风，禅寺的茶饮和梵呗唱导，助推了民俗佛教的生长。唐代之前的江南民间杂神祠庙数量众多，文献中记载对它们实行过禁止。比如《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就提到狄仁杰，持节江南巡抚使，禁止毁掉吴楚地区的民间祠庙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旧唐书》卷174《李穆裕传》也记载南方曾经除掉民间杂祠庙的情况。然而随着唐代佛教的兴盛，这些民间信仰加速了与佛教融合的过程。《续高僧传》卷27《唐苏州常乐寺释法聪传》云:

贞观十九年(645)，嘉兴县高王神降其祝日:“为我请聪法师受菩萨戒。”依言为受。又降祝日:“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断。后若祈福，可请众僧在庙设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盐都阳府君神，因常祭会，降祝曰:“为我谁聪法师讲《涅槃经》。”降祝曰:“蒙法师讲说，得察法言神道。业障多有苦恼，自听法来，身鳞甲内细虫咬苦已得轻升。愿道俗为我稽请法师更讲《大品)一遍。”乃不违之。

这种故事同样在《宋高僧传》和其它文献中也有出现，钱藻的《顶山端石庵记》云：

（顶山之巅有）龙母之家，神龙之池。环窟其旁邑民祷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毕至。明道纪元之初，浮图守常者能默诵《妙法莲华经》。邑民陈氏浩涤相诏，出泉二百万，屋其下为庵，召常守者持事之。自是禳祷辄应而福在一方。守常死庵，其下者不遏其人，则禳祈不效，水旱相仍，嘉生不降，邑民以为甚患。追今治平丙午，县大夫向侯因民之愿，欲命滁阳紫衣僧慧安拯废起坠，益广其旁以廊以轩以垣以甓，以饭四方之来者，相与讲解佛事，以起民人岁时祈祷之诚信。夫穷岩绝境龙怪之窟宅，足以为一方之福。（注释3）

佛教在中唐至宋初受到打击以后，许多寺院荒废。阿部肇一先生根据《资治通鉴》卷292周显德三年杭州所存废寺推算，唐代以后“在台州可有一千六百六十三寺，在宁波该是五百九十……在吴越方面的寺院数，保守的估计也在数千间之谱”。（注释4）佛教开始深入民间的过程中，使尽了各种手段。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把一些高僧行为渲染夸张，变得神通广大，法力无穷，起着和杂神一样驱邪镇妖、佑福攘灾的功能，而被供奉崇拜。这样佛教诸尊与祠庙中杂神逐步走向混融，民间庙祠走向与佛教融合的发展之路。如《淳熙三山志》卷8“灵泽庙”条云：“庙旧号五龙顺化王，塑位五方，配以方色。相传为闽王氏所建。本朝因之，载在祀典。……旁有田及莲塘二十余亩。州许蠲租，以僧掌之。”《无锡县徐偃王庙庵记》道:“庙籍之不废，则里人若浮屠氏之力也。尝质图志，阙创始岁月，惟殿重建于绍圣戊寅（1098）。……以东西两序殿，后小室浮屠氏跌息地也。……隶于庙者，六十亩有奇。（注释5）许多民间祠庙主供的是各类杂神而非佛像，然而掌管之人却变成了僧人。在这种情境下，大量的祠庙出现神佛同庙的现象。如海宁的白马庙，主殿“中为白马，俏以土谷，寝为夫人，左奉观音大士，右供释口口尊，口奉三元玄天五显，后建口方胜殿，内奉地藏哪都。”（注释6）

在两宋时期，民间结社，各种佛教集会活动和节日，十分兴盛。吴自牧的《梦粱录》卷19“社会”条描写南宋杭州佛社的活动云：

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宝叔塔寺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会。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二月十五日，长明寺及诸教院建涅槃会。四月八日，西湖放生池建放生会，顷者此会所集数万人。太平兴国传法寺向者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设斋听法，年终以所收费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以终其会，今废之久矣。其余白莲、行法、三坛等会，各有所分也。

两宋时期的佛教，已经与民众的普通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

“金华圣者”与浙中地方自然和人文环境

从地域上来讲，“散圣”多产于江浙及其周边，与佛教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宋代的时候这里更是佛寺众多、高僧辈出。丰干、寒山、拾得、天台智顗，皆出自国清寺，其他的散圣也多与江浙寺院渊源颇深。金华市每个县市皆有多处寺庙或遗址，其中较为著名的寺院中多个创建于南朝梁代，唐宋时期创建的寺院更多，可谓佛事兴盛。另外就是俗民阶层，对此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慧通大师被称为“金华圣者”，“金华大师”，俗称“猪头和尚”，据说是定光佛的化身。根据林希逸的《慧通大师真身阁记》记载，他最初为衢州的民间信仰，后来经赵忭等士人官员的宣扬，地方影响大增，被推举到朝廷后，赐予“慧通大师”的法号。官方认可的同时，禅门内部也予以承认，被记载于各类佛教文献。

“金华圣者”为什么会在民众间被祭祀信仰？《慧通大师真身阁记》提到，他能“言吉凶皆验”，死后“旱涝之祷随应”，所以婺州民间祭祀之，谓定光佛化身。（注释7）可见，慧通大师在世的时候，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善事，吉凶预测灵验，得到民众的怀念。再加上他有感通事迹，祭祀他可以“旱涝之祷随应”，所以才“远近奔湊，事之如生”，得以流传开来。浙中地区是盆地、丘陵和山地相间的区域，旱季祈雨，涝季水灾不断。两宋造神运动，再加上地方社会的需求，共同促成了“金华圣者”的出现。

同时，“金华圣者”的定光佛身份，也与地方文化信仰有关系。隋初天台山就有定光禅师的故事，说智者大师15岁时，曾在梦中见这位定光禅师向其招手，后杖锡至此，遇定光禅师，遂驻天台。（注释8）这位禅师后亦被称为“定光佛”。这虽然不是民众间的信仰，但是应该在当地有所影响。《宋高僧传》中记载的僧行修，俗姓陈，是泉州人，少投北岩院出家，年十八，参雪峰山义存禅师，后唐大成二年入浙中，后汉乾佑三年坐化。（注释9）他以“长耳和尚”著称于世，据说是为了达到“睹相发心”的目的，自己用手将耳朵下曳至肩，后被神异成“其母梦吞日而生，师生则两耳垂及肩。”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是定光佛的化身。《十国春秋》卷89也记载有他的感通事迹。说他刚到天台山，众生就视他为“定光佛应身”。吴越王钱俶直呼为“定光佛”，圆寂后为其建长耳院，宋代赐号“定慧大师”。宋代董嗣杲的《西湖百咏》记载当时西湖南高峰下的法相院，还保留有“长耳和尚”的真身。（注释10）

五代宋初闽西地区的岩俨和尚，也曾被敕“定光佛”的称号。他的应化事迹地方文献记载丰富，元代刘将孙对他怎样从普通僧人升格为“佛”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注释11）岩俨位于州治后边的佛舍，俗称“后庵”，后来被赐额“定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定光佛祠的地方。鲍醇时任上杭令，旱涝时会“祷于定光佛祠，辄应。”（注释12）岩俨和尚寂化后，士大夫赞美不断升级，百姓也不断制造关于他的神异故事，最终成为一个“驱使草木，教诲蛇虎，愁霖出日，枯旱下雨，无男得男，无女得女”的无所不能的地方保护神。之后民间造木像、建寺、朝山等祭拜活动越来越盛。（注释13）熙宁八年赐号“定应”，崇宁四年加号“定光圆应”，南宋绍兴三年又加“普通”为“定光圆应普通”，乾道二年又加“慈济”二字，累封至八字大师。嘉熙四年又定为“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定光佛信仰至此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在民间形成“佛与守分治汀民”的局面。（注释14）

定光佛信仰还一度为皇家所利用，宋代朱弃的《曲洧旧闻》卷1云：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狂徉，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 “汝等切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得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 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注释15）

同书卷8又云：

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见而警喜曰：“异哉子之外兄赵，盖宗室 也。丙午年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 ’外兄曰 ‘吾尝梦梵僧告予曰 世且乱，定光佛 再出世。能日诵千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浮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警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并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注释16）

在晚唐五代宋初的闽浙赣地区，定光佛信仰较为流行，应该与区域佛教文化有关系。以上三位有定光佛身份的高僧，皆与地方民众祭祀有关。他们曾经为地方除蛟患，收服了山中的猛虎和蛟湖恶蛟，乡民非常尊敬他，建庵供他居住，反映了民众的心理需求。

注释：

1、［唐］陆龟蒙撰，何锡光校注：《陆龟蒙全集校注》卷16，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938页。

2、 参见戚昊：《散圣：两宋禅门制造的边缘圣徒》，《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172页。

3、文载孙应时修，卢镇续修：《琴川志》卷13。

4、 [日]阿部肇一著，关世谦译，《中国禅宗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249页。

5、 [元]佚名所修《无锡县志》卷4中。

6、见[明](重修白马庙记)，载朱锡恩修《海宁州志稿》卷20。

7、［宋］林希逸撰，林式之编：《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662页下。

8、严可均辑：《全隋文》卷12，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9、《宋高僧传》卷30《汉杭州耳相院行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55页。

10、参看[清]毛奇龄著《西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7《重修定慧堂记》，其中叙长耳和尚事迹。

11、《养吾斋集》卷28《定光圆应普慈通圣人师事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鲍公墓志铭》，载[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四库》本卷46。

13、[清]李光地等撰《御定月令辑要》，《四库》本，卷5专门有“定光佛生”条“注云：原佛书，正月初六日，江州武平南安白花岩定光佛生。”此“定光佛”指岩俨和尚，定光佛生日已成为当地民俗之一种。

14、《临汀志》“寺院·定光院”条，载嘉泰间汀州郡守陈瑛语。此处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民俗佛教定光佛信仰研究》，《佛学研究》，2000年，第123页。

15、《从书集成初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16、《从书集成初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4页。